活著短短幾十年，能在歷史千百年上有什麼影響或值得一提的，少數人能，大多數人不能，
你有多麼重要？ 有那麼多好在乎？
認真起來竟被取笑了，於是哭笑不得，進退兩難 .... ，
最後，究竟是孤獨，完了。
才放下孤獨。
《 孤獨》~蔣勳
情慾孤獨
對青春期的我而言，孤獨是一種渴望，可以讓我與自己對話……
孤獨，是我一直想談論的主題。
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每天早上起來翻開報紙，在所有事件的背後，隱約感覺到有一個孤獨的聲音。不明白為何會在這些熱鬧滾滾的新聞背後，感覺到孤獨的心事，我無法解釋，只是隱隱約約覺得，這個匆忙的城市裡有一種長期被忽略、被遺忘，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孤獨。
我開始嘗試以另一種角度解讀新聞，不論誰對誰錯，誰是誰非，而是去找尋那一個隱約的聲音。
於是我聽到了各種年齡、各種角色、各個階層處於孤獨的狀態下發出的聲音。當島嶼上流傳著一片暴露個人隱私的光碟時，我感覺到被觀看者內心的孤獨感，在那樣的時刻，她會跟誰對話？她有可能跟誰對話？她現在在哪裡？她心裡的孤獨是什麼？這些問題在我心裡旋繞了許久。
我相信，這裡面有屬於法律的判斷、有屬於道德的判斷，而屬於法律的歸法律，屬於道德的歸道德；有一個部分，卻是身在文學、美學領域的人所關注的，即重新檢視、聆聽這些角色的心事。當我們隨著新聞媒體喧嘩、對事件中的角色指指點點時，我們不是在聆聽他人的心事，只是習慣不斷地發言。
台灣是愈來愈孤獨的社會
我的成長經歷台灣社會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。小時候家教嚴格，不太有機會發言，父母總覺得小孩子一開口就會講錯話。記得過年時，家裡有許多禁忌，許多字眼不能講，例如「死」或是死的同音字。每到臘月，母親就會對我耳提面命。奇怪的是，平常也不太說這些字的，可是一到這個時節就會脫口而出，受到處罰。後來，母親也沒辦法，只好拿張紅紙條貼在牆上，上面寫著：「童言無忌」，不管說什麼都沒有關係了。
那個時候，要說出心事或表達出某些語言，受到很多約束。於是我與文學結了很深的緣。有時候會去讀一本文學作品，與作品中的角色對話或者獨白，那種感覺是孤獨的，但那種孤獨感，深為此刻的我所懷念，原因是在孤獨中，有一種很飽滿的東西存在。
現在資訊愈來愈發達了，而且流通得非常快。除了電話以外，還有答錄機、簡訊、傳真機、e-mail等聯絡方式——每次旅行回來打開電子信箱，往往得先殺掉大多數的垃圾信件後，才能開始「讀信」。
然而，整個社會卻愈來愈孤獨了。
感覺到社會的孤獨感約莫是在這幾年。不論是打開電視或收聽廣播，到處都是call in節目。那個沉默的年代已不存在，每個人都在表達意見，但在一片call in聲中，我卻感覺到現代人加倍的孤獨感。尤其在call in的過程中，因為時間限制，往往只有幾十秒鐘，話沒說完就被打斷了。
每個人都急著講話，每個人都沒把話講完。
快速而進步的通訊科技，仍然無法照顧到我們內心裡那個巨大而荒涼的孤獨感。
我忽然很想問問那個被打斷的聽眾的電話，我想打給他，聽他把話說完。其實，在那樣的情況下，主持人也會很慌。於是到最後，連call in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了，直接以選擇的方式：贊成或不贊成，然後在螢幕上，看到兩邊的數字一直跳動一直跳動……
我想談的就是這樣子的孤獨感。因為人們已經沒有機會面對自己，只是一再地被刺激，要把心裡的話丟出去，卻無法和自己對談。
人害怕孤獨
我要說的是，孤獨沒有什麼不好。使孤獨變得不好，是因為你害怕孤獨。
當你被孤獨感驅使著去尋找遠離孤獨的方法時，會處於一種非常可怕的狀態；因為無法和自己相處的人，也很難和別人相處，無法和別人相處會讓你感覺到巨大的虛無感，會讓你告訴自己：「我是孤獨的，我是孤獨的，我必須去打破這種孤獨。」你忘記了，想要快速打破孤獨的動作，正是造成巨大孤獨感的原因。
不同年齡層所面對的孤獨也不一樣。
我這個年紀的朋友，都有在中學時代，暗戀一個人好多好多年，對方完全不知情的經驗，只是用寫詩、寫日記表達心情，難以想像那時日記裡的文字會纖細到那麼美麗，因為時間很長，我們可以一筆一筆地刻劃暗戀的心事。這是一個不快樂、不能被滿足的情慾嗎？我現在回想起來，恐怕不一定是，事實上，我們在學習著跟自己戀愛。
對許多人而言，第一個戀愛的對象就是自己。在暗戀的過程，開始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發展出來了。有時候會無緣無故站在綠蔭繁花下，呆呆地看著，開始想要知道生命是什麼，開始會把衣服穿得更講究一點，走過暗戀的人面前，希望被注意到。我的意思是說，當你在暗戀一個人時，你的生命正在轉換，從中發展出完美的自我。
前幾年我在大學當系主任時，系上有一個女學生，每天帶著睡眠不足的雙眼來上課，她告訴我，她同時用四種身分在網路上交友，每一個角色有一個名字（代號）及迥異的性格，交往的人也不同。我很好奇，開始上網了解這種年輕人的交友方式，我會接觸電腦和網路也要歸功於她。
情慾的孤獨，在本質上並無好與壞的分別，情慾是一種永遠不會變的東西，你渴望在身體發育之後，可以和另外一個身體有更多的了解、擁抱，或愛，你用任何名稱都可以。因為人本來就是孤獨的，猶如柏拉圖在兩千多年前寫下的寓言：每一個人都是被劈開成兩半的一個不完整個體，終其一生在尋找另一半，卻不一定能找到，因為被劈開的人太多了。
有時候你以為找到了，有時候你以為永遠找不到。柏拉圖在《饗宴》裡用了這個了不起的寓言，正說明了孤獨是人類的本質。
在傳統社會裡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我們都以為找到了另外一半，那是因為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，找對，找不對，都只能認了。但現在不一樣了，如我的學生，她用四種身分在尋找，她認為自己有很大的權力去尋找最適合的那一半，可是我在想的是：是不是因此她的機會比我的多？
我是說，如果我只有一種身分，一生只能找一次，和現在她有四個身分，找錯了隨時可以丟掉再找，是不是表示她有更多的機會？我數學不好，無法做比較。可是我相信，如柏拉圖的寓言，每個人都是被劈開的一半，儘管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哲學，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解釋，但孤獨絕對是我們一生中無可避免的命題。
「我」從哪裡來？
後面我還會談到倫理的孤獨，會從中國的儒家文化談起。儒家文化是最不願意談孤獨的，所謂五倫，所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關係，都是在闡述一個生命生下來後，與周邊生命的相對關係，我們稱之為相對倫理，所以人不能談孤獨感，感到孤獨的人，在儒家文化中，表示他是不完整的。如果是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妻和睦，那麼在父子、兄弟、夫妻的關係裡，都不應該有孤獨感。
可是，你是否也覺得，儒家定義的倫理是一種外在形式，是前述那種「你只能找一次，不對就不能再找」的那種東西，而不是你內心底層最深最荒涼的孤獨感。
「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覺到非常孤獨。」我想這是一句觸怒儒家思想的陳述，卻是事實。在我青春期的歲月中，我感到最孤獨的時刻，就是和父母對話時，因為他們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，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而這並不牽涉我愛不愛父母，或父母愛不愛我的問題。
在十二歲以前，我聽他們的語言，或是他們聽我的語言，都沒有問題。可是在發育之後，我會偷偷讀一些書、聽一些音樂、看一些電影，卻不敢再跟他們說了。我好像忽然擁有了另外一個世界，這個世界是私密的，我在這裡可以觸碰到生命的本質，但在父母的世界裡，我找不到這些東西。
曾經試著去打破禁忌，在母親忙著準備晚餐時，繞在她旁邊問：「我們從哪裡來的？」那個年代的母親當然不會正面回答問題，只會說：「撿來的。」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，如果再追問下去，母親就會不耐煩地說：「胳肢窩裡長出來的。」
其實，十三歲的我問的不是從身體何處來，而是「我從哪裡來，要往哪裡去？」是關於生與死的問題，猶記得當時日記上，便是充滿了此類胡思亂想的句子。有一天，母親忽然聽懂了，她板著臉嚴肅地說：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這是生命最早最早對於孤獨感的詢問。我感覺到這種孤獨感，所以發問，卻立刻被切斷了。
因為在儒家文化裡、在傳統的親子教養裡，沒有孤獨感的立足之地。
我開始變得怪怪的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，不出來。母親便會找機會來敲門：「喝杯熱水。」或是「我燉了雞湯，出來喝。」她永遠不會覺得孤獨是重要的，反而覺得孤獨很危險，因為她不知道我在房間裡做什麼。
對青春期的我而言，孤獨是一種渴望，可以讓我與自己對話，或是從讀一本小說中摸索自己的人生。但大人卻在房外臆測著：這個小孩是不是生病了？他是不是有什麼問題？為什麼不出來？
張愛玲是個了不起的作家。她說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，清晨五六點，你起來，如果不把房門打開，就表示你在家裡做壞事。以前讀張愛玲的小說，不容易了解，但她所成長的傳統社會就是如此。跟我同樣年齡的朋友，如果也是住在小鎮或是村落裡，應該會有串門子的記憶，大家串來串去的，從來沒有像現在說的隱私，要拜訪朋友前還要打個電話問：「我方不方便到你家？」以前的人不會這樣問。我記得阿姨來找媽媽時，連地址也不帶，從巷口就開始叫喊，一直叫到媽媽出去，把她們接進來。
儒家文化不談隱私，不注重個人的私密性。從許多傳統小說中，包括張愛玲的，都會提到新婚夫妻與父母同住，隔著一道薄薄的板壁，他們連晚上做愛，都不敢發出聲音。一個連私人空間都不允許的文化，當然也不存在孤獨感。
因而我要談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獨，而是如何完成孤獨，如何給予孤獨，如何尊重孤獨。
不允許孤獨
很多人認為儒家文化已經慢慢消失，我不以為然。時至今日，若是孤獨感仍然不被大眾所了解，若是個人隱私可以被公開在媒體上，任人指指點點，就表示儒家文化還是無遠弗屆。我在歐洲社會裡，很少看到個人隱私的公開，表示歐洲人對於孤獨、對於隱私的尊重，以及對於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，已經非常清楚，同時，他們也要求每一個個體必須承擔自己的孤獨。
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，一方面我們不允許別人孤獨，另一方面我們害怕孤獨。我們不允許別人孤獨，所以要把別人從孤獨時刻裡拉出來，接受公共的檢視；同時我們也害怕孤獨，所以不斷地被迫去宣示：我不孤獨。
一九四九年，大陸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革命，七○年代我到歐洲讀書時，認識了很多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，他們在五○年代、六○年代時都在大陸。他們告訴我：在任何反右運動中，都不要做第一個發言和最後一個發言的人，就看發言得差不多了，大概知道群體的意思時才發言，也不能做最後一個，因為容易受批判。
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，沒有人敢特立獨行，大家都遵守著「中庸之道」，不做第一，也不做最後。儒家思想歌頌的是一種群體文化，我要特別申明的是，並不是認為歌頌群體的文化不好，事實上儒家思想是以農業為基礎，一定和群體有關。所謂的群體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規則，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條件，特別是在窮困的農業社會中。而特立獨行是在破壞群體，就會受到群體的譴責。
五四運動是近代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，代表著人性覺醒的過程。有時候我們稱它是白話文運動，但我不認為是這麼簡單。它所探討的是人性價值的改變，基本上就是對抗儒家文化、對抗群體。五四運動喊的兩個口號：德先生（民主）和賽先生（科學），其中德先生democracy，源自希臘文，意指即使是代表極少數的一個個體，都受到應有的尊重，這便是民主的基礎。但在群體中，無暇顧及少數的個體，不要說一個，就是三分之一的人，還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。
魯迅是五四運動一個重要的小說家。他的小說〈離婚〉或〈在酒樓上〉，都是講一個孤獨者面對群體壓力時痛不欲生的包袱。〈狂人日記〉裡快發瘋的主角，他用了「禮教吃人」指控，村落中從三個男人議論一個女人的貞節，變成一群男人議論一個女人的貞節，最後不通過任何法律的審判，就在祠堂裡給她刀子、繩子和毒藥，叫她自己了結。這就是群體的公權力，遠大於任何法律。
沈從文在一九二○年代也發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說，講一個風和日麗，陽光燦爛的日子，一對男女在路上走，握著手，稍微靠近了一點，就被村人指責是傷風敗俗，抓去見縣太爺。縣太爺當下拍板說：「你們這對狗男女！」結果這是一對侗族的夫妻，不似漢族的壓抑，他們戀愛時就會唱歌、跳舞、牽手。我們現在讀沈從文的故事，會覺得很荒謬，竟然村人會勞師動眾，拿著刀斧出來，準備要砍殺這對狗男女，最後才發現他們是夫妻。
對抗群體文化
包括我自己在內，許多朋友剛到巴黎時會覺得很不習慣。巴黎的地鐵是面對面的四個座位，常常可以看到對面的情侶熱烈的親吻，甚至可以看到牽連的唾液，卻要假裝看不見，因為「關你什麼事？」這是他們的私領域，你看是你的不對，不是他們的不對。
我每次看到這一幕，就會想起沈從文的小說。這是不同的文化對孤獨感的詮釋。
希臘神話裡的普羅米修斯（Prometheus）甘犯奧林匹克山上眾神的禁忌，將火帶到人間，因此受到宙斯的懲罰，以鐵鏈將他鎖銬在岩石上，早上老鷹會用利爪將他的胸口撕裂，嚼食他的心肝肺；到了晚上，傷口復元，長出新的心肝肺，忍受日復一日遭到獵食的痛苦。這是希臘神話中悲劇英雄（hero）的原型，但在現實社會中，我們從來不會覺得一個因為特立獨行而被凌遲至死的人是好人。
在魯迅的小說〈藥〉裡，寫的是秋瑾的故事。當時村子裡有個孩子生了肺病，村人相信醫治肺病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以用饅頭蘸了剛剛被砍頭的人所噴出來的血，吃下去。強烈的對比是這部小說驚心動魄之處，一方面是一個希望改變社會的人被斬首示眾；另一方面是愚昧的民眾，拿了個熱饅頭來蘸鮮血，回去給他的孩子吃。我相信，五四運動所要對抗的就是這一種存在於群體文化中，愚昧到驚人的東西，使孤獨的秋瑾走上刑場，值得嗎？她的血只能救助一個得肺癆的孩子？
魯迅的小說如〈狂人日記〉、〈藥〉等，都是在觸碰傳統社會所壓抑的孤獨感；他的散文更明顯，如〈孤獨者〉、〈酒樓上〉等，皆是以孤獨為主題。魯迅是一個極度孤獨的人，孤獨使他一直在逃避群體，所以我們看到他作為一個作家、文學家，最重要的是他要維持他的特立獨行、維持他的孤獨感，因為他成名了，影響了那麼多人。他最早發表作品在《新青年》雜誌上，所以《新青年》這一批人便擁護他為旗手。可是孤獨者不能當旗手，一旦成為旗手，後面就會跟著一群人，孤獨成了矛盾，他必須出走。他走出去了，卻又被左翼聯盟推為領袖，共產黨並認為他是最好的文學家，他害怕被捲入群體之中，只好再次出走……
他一直在出走，因為作為一個社會心靈的思考者，他必須保有長期的孤獨。
破碎的孤獨感
前述是廣義的儒家文化，因為重視倫理之間的相互關係，會壓抑個體的孤獨感，使之無法表現。而漢武帝獨尊儒術以降，儒家文化就是正統文化，為歷代君主所推崇，祭孔成為君主的例行性行程，儒家文化不再只是一種哲學思想，因為政治力的滲入成為「儒教」，而成為維持群體架構的重要規範，連孔子也莫可奈何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孤獨感是破碎的，個體完全無法與之抗衡。
幸好，我們還有老莊。老莊是比較鼓勵個人孤獨、走出去的思想，在莊子的哲學裡，明言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」，一個人活著，孤獨地與天地精神對話，不是和人對話，這是在巨大的儒學傳統中的異端，不過這個了不起的聲音始終無法成為正統，只成為文人在辭官、失意、遭遇政治挫折而走向山水時，某一種心靈上的瀟灑而已，並沒有辦法形成一種完整的時代氛圍。
歷史上有幾個時代，如魏晉南北朝，儒教的勢力稍式微，出現了一些孤獨者如竹林七賢，可是這些時代不會成為如漢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「大時代」。我常對朋友說，讀竹林七賢的故事，就能看見中國在千年漫長的文化中鮮少出現的孤獨者的表情，但這些人的下場多半是悲慘的。他們生命裡的孤獨表現在行為上，不一定著書立說，也不一定會做大官，他們以個人的孤獨標舉對群體墮落的對抗。我最喜歡魏晉南北朝竹林七賢的「嘯」，這個字後來只保留在武俠小說，因為「俠」還保有最後的孤獨感，「士」則都走向官場了。
武俠小說裡也有巨大的孤獨感，所以許多人喜歡閱讀。你看黃藥師可不是一個怪人？所有金庸的人物都是如此，他們是孤獨的，閉關苦練著一個沒有人知道的招式，像古墓派的小龍女，何嘗不是一個「活死人」？所謂「活死人」就是要對抗所有活著的人，當活人不再是活人，死人才能活過來。這是一種顛覆的邏輯。我們都曾經很喜歡讀武俠小說，因為當小說中的人物走向高峰絕頂時，其實就是一種精神上的孤獨和荒涼。
尋找情慾孤獨的宣洩口
中學時代大概是我情慾最澎湃的時候。當時班上雖然也會流傳著一些黃色照片、黃色小說，但是不多。班上男同學一邊吃便當一邊看的是武俠小說，武俠小說遠比黃色小說多得多，很少有老師會知道這件事情。情慾是會轉換的，在極度的苦悶當中，會轉換成孤獨感，否則很難解釋這件事情，因為情慾的發洩很容易，看黃色照片、讀黃色小說可以輕易解決生理上的衝動，孤獨卻依舊在。我們常忽略了一件事：青少年時期情慾的轉化是非常精采的過程。
我比較特別，那個時候不是讀武俠小說，受姊姊的影響，讀了《紅樓夢》，讀了《簡愛》，讀了一些比較文學的作品，但情慾轉化的本質是相同的。情慾最低層次的表現就是看Ａ片、看黃色小說，訴諸感官刺激，而感官刺激往往會使自己愈孤獨，所以轉為閱讀武俠或其他文學小說。
記得班上同學常常在研究要去哪裡拜師、台灣哪座山上可能有隱居高人、什麼樣的武功可以達到《達摩易筋經》的程度……有個同學還真的寫了一本厚厚的「達摩易筋經」出來。那是不可思議的情慾的轉換，他們在積極尋找生命的另一個出口。
女性的身體構造與心理和男性有很大的不同，我不太了解，但是如果我們能把那個時候流行看的《窗外》等小說，做個整理，應該也可以發現情慾轉換的端倪。
《窗外》說的是一個女子學校的學生愛戀老師的故事，通俗的劇情卻讓許多人落淚，這不是文學價值的問題，而是讀者心裡不可告人的孤獨感得到了初步層次的滿足。我講的是「初步層次」，它可以更高的，當我們面對孤獨的形式不一樣時，得到的答案也會不一樣。
所以談情慾孤獨，青少年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。如果說情慾孤獨是因為受到生理發育的影響，那麼傳統經典中有哪一些書是可以使情慾孤獨得到解答？《論語》嗎？《大學》嗎？《中庸》嗎？或是「十三經」的任何一部？也許《詩經》還有一點，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借用鳥類來比喻男女的追求，可是到末了卻說：這是「后妃之德」，不是情慾。
傳統經典裡沒有情慾孤獨的存在，都被掩蓋了，那麼處在這個文化下的青少年，該如何解決他的孤獨？我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背《論語》、背《大學》、背《中庸》，這些絕對不是壞東西，但是和青春期的對話太少了。
反而是《紅樓夢》比較貼近當時的自己。當我看到十三歲的賈寶玉也有性幻想，甚至在第六回裡寫到了夢遺，我嚇了一跳，「寶玉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」即使現在看起來，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聳動。但這是一個誠實的作家，他告訴你寶玉十三歲了，一個十三歲的男孩發生這樣的事一點也不意外。然而，這是一部小說，一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人禁止小孩閱讀的小說。更有趣的是，我們看到十三歲的寶玉、黛玉偷偷看的書，是古典文學裡的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廂記》，他們兩個人偷看《西廂記》，後來鬧翻了，林黛玉說：「我去告訴舅舅，他一定會把你打個半死。」因為那是不能看的禁書。
若連最古典、最優雅的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廂記》都是禁書，我們就能窺見在傳統文化中情慾孤獨受到壓抑的嚴重性。
竹林七賢裡的孤獨
然而，歷朝歷代不乏有人對儒家教條提出反擊，如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賢，他們做了很大的顛覆，但是痛苦不堪；我提到了「嘯」這個字，口字邊再一個嚴肅的「肅」，那是一個孤獨的人走向群山萬豁間，張開口大叫出來的模樣。我們現在聽不到阮籍和其他竹林七賢的嘯，可是《世說新語》裡說，當阮籍長嘯時，山鳴谷應，震驚了所有的人，那種發自肺腑、令人熱淚盈眶的吶喊，我相信是非常動人的。很多人以為「嘯」是唱歌，其實不然，就像魯迅的集子取名「吶喊」一樣，都是從最大的壓抑中，狂吼出來的聲音。而這些孤獨者竟會相約到山林比賽發出這種不可思議的嘯聲，大家不妨看看《世說新語》，便會了解「嘯」其實是一個極其孤獨的字，後來保留在武俠小說《嘯傲江湖》中，但後人都以諧音字訛傳為「笑傲江湖」，不復見從心底嘶叫吶喊出的悲憤與傲氣。
竹林七賢一生沒有完成什麼偉大的事業，他們沒有達成儒家文化的要求，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句話從我五歲時開始背誦，但到了十三歲情慾混亂時，讀這些會讓內心翻攪的慾望沉澱嗎？當然不會，這些經典是偉大的思想，但不是一個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去感受的。
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阮籍會跑到山林裡大叫？父母師長都不覺得阮籍在歷史裡是重要的人物。
特立獨行等於大逆不道
阮籍還有一則故事也很有趣。有一次他到朋友家，朋友不在妻子在，而這妻子長得特別美麗，阮籍沒有馬上告辭反而跟她聊得很開心，最後趴在桌上睡著了，因而鬧得沸沸騰騰，流言四起。後來這起流言傳到竹林七賢之一的耳裡，他不以為然地說：「阮籍哪裡遵守你們這些人的禮教啊？」
這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現象，到今天還是如此。美如果加上特立獨行，就會變成罪，記得小時候頭髮稍跟別人不一樣，就會受到指責，因為大家應該遵守共同的標準。例如我家有鬈髮的遺傳，常被誤會是燙髮，爸爸還曾經寫了一封信讓我帶給教官，證明鬈髮不是燙的，但教官把信揉了，大聲說：「你們還說謊。」那是我記憶中很深刻的事，為什麼頭髮不一樣有這麼嚴重？
大家有沒有發現，要求群體規則的社會，第一個害怕的歧異就是頭髮，不管是軍隊或是監獄，第一個要去除的就是頭髮，猶如神話中的大力士參孫，一剪了頭髮就沒有力氣，頭髮是一種象徵，是個體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現。所以清兵入關時，公告「留頭不留髮，留髮不留頭」，髮竟然和頭有同等的重要性。
高中時，女生流行穿迷你裙，我們經常在校外看到一個女生的裙子好短好短，可是一接近校門，她把寬皮帶解開，裙子竟然變長了！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女生有這麼多祕密。
頭髮和裝扮是自己的事，但在群體社會裡，卻變成眾人之事。當群體思想大到一個程度時，沒有人敢跟別人不一樣；女孩子想要展露自己美麗的大腿，卻不願違反學校的規則，情願麻煩一點在進校門前解開皮帶。因為在這樣的規則下，特立獨行就是大逆不道。
然而，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鼓勵特立獨行，讓每一種特立獨行都能找到存在的價值，當群體對特立獨行做最大的壓抑時，人性便無法彰顯了。我們貢獻自己的勞動力給這個社會，同時也把生命價值的多元性犧牲了。
文化對情慾的壓抑
我最常講阮籍的四件事，除了登高長嘯、窮途而哭以及在朋友妻子前睡著了，還有一件事，是母親過世時，他不哭；按儒教傳統，即使要用錐子刺自己都是要哭的，不哭是不孝，真的哭不出來，也得請五子哭墓，但阮籍不哭，賓客弔喪時哭成一團，他無動於衷，等到賓客散盡，他突然吐血數升……這是他表現憂傷的方式，他認為母親過世是我自己的事，為什麼要哭給別人看？
但如果你仔細觀察，便會發現在群體文化中，婚禮喪禮都是表演，與真實的情感無關。
當中國傳統儒教的群體文化碰到個體（individual）就產生了竹林七賢，他們是特立獨行的個體，活得如此孤獨，甚至讓旁人覺得悲憫，而要問：「為什麼要這麼堅持呢？」
這個社會上的阮籍愈來愈少，就是因為這句話。我當老師的時候，也曾經對一個特立獨行的學生說：「你幹嘛這樣子？別人都不會。」說完，我突然覺得好害怕。
回想我在大學時，也曾經特立獨行，我的老師對我說過一樣的話。我不知道這句出於善意和愛的話，對孤獨者有什麼幫助？或者，反而是傷害了他們，讓他們的孤獨感無法出現。
近幾年來，我常在做懺悔和檢討。在大學任教這麼久，自認為是一個好老師，卻也曾經扮演過壓迫孤獨者的角色。有一次看到女學生為了參加舞會，清晨兩點鐘在圍牆鐵絲網上疊了六床棉被，一翻而過；我告訴她們要處罰背詩、寫書法，但不會報告教官。其實我心裡覺得她們很勇敢，但還是勸她們回去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（雖然後來她們還是跳出來了）。更有趣的是，這個鐵絲網曾經讓校長在校務會議上得意地對我說，這是德國進口猶太人集中營專用的圓形鐵絲網，各面都可以防範——可是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，你關都不關不住。
《牡丹亭》說的也是同樣的故事，十六歲的杜麗娘怎麼關都關不住，所以她遊園驚夢，她所驚的夢根本是個春夢。 無法仰天長嘯 後來如何大徹大悟呢？因為一個學生。學運剛剛開始，有個學生在校園裡貼了張布告，內容是對學校砍樹的事感到不滿，這個人是敢做敢當的二愣子，把自己的名字都寫了上去。認同的撫掌叫好，說他伸張正義，敢跟校長意見不同，還有人就在後面寫了一些下流的罵校長的話，但他們都沒有留名字，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。
學校決定要嚴辦此事，當時我是系主任便打電話給校長，校長說：「我要去開會，馬上要上飛機了。」我說：「你給我十分鐘，不然我馬上辭職。」後來我保住了這個學生，沒有受到處罰。但是當我把這個學生叫來時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你為什麼不讓他們處罰我？」我到現在還在想這件事。
在群體文化裡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傷害，因為他們很正直，有話直說，包括我在內，都是在傷害他。我用了我的權力去保護他，可是對他來講，他沒有做錯，為什麼不讓他據理力爭，去向校長、向訓導單位解釋清楚，讓他為自己辯白？
不管是爬牆的女孩，或是這個貼海報的學生，都是被我保護的，但是，我自以為是的保護，其實就是在傷害他們的孤獨感，使孤獨感無法完成——我在設法讓他們變得和群體一樣。
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絕境時，他們的哭聲才震驚了整個文化，當時如果有人保護他們，他們便無法仰天長嘯。
活出孤獨感 竹林七賢之嵇康娶了公主為妻，是皇家的女婿，但他從沒有利用駙馬爺的身分得名得利，到了四十歲時遭小人陷害，說他違背社會禮俗，最後被押到刑場砍頭。他究竟做了什麼傷風敗俗的事？不過就是夏天穿著厚棉衣在柳樹下燒個火爐打鐵。這不是特立獨行嗎？這不是和群體的理性文化在對抗嗎？而這是法律在判案還是道德在判案？
嵇康被押上刑場的罪狀是：「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，輕時傲世，無益於今，有敗於俗」，這個罪狀留在歷史裡，變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狀——我們判了一個特立獨行者的死刑。
嵇康四十歲上了刑場，幸好有好友向秀為他寫了〈思舊賦〉，寫到他上刑場時，夕陽在天，人影在地。嵇康是一個美男子，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當他走出來時，所有人都被驚動，因為他是個大音樂家，在臨刑前，三千太學生還集體跪下求教，然而，嵇康彈了一曲〈廣陵散〉後嘆曰：「廣陵散於今絕矣！」
有人說，嵇康怎麼這麼自私，死前還不肯將曲譜留下？但嵇康說，不是每一個人都配聽〈廣陵散〉。如果活不出孤獨感，如果做不到特立獨行，藝術、美是沒有意義的，不過就是附庸風雅而已。
每次讀向秀寫的〈思舊賦〉總會為之動容，生命孤獨的出走，卻整個粉碎在群體文化的八股教條上。
竹林七賢的孤獨感，畢竟曾經在文化中爆放出一點點的光采，雖然很快就被掩蓋了，在一個大一統的文化權威下，個人很快就隱沒在群體中，竹林七賢變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瘋子，除了瘋子誰會隨身帶把鋤頭，告訴別人，我萬一死了，立刻就可以把我給埋葬？
然而，孤獨感的確和死亡脫離不了關係。 生命本質的孤獨 儒家的群體文化避談死亡一如避談孤獨，一直影響到我母親那一代臘月不談「死」或諧音字的禁忌。即使不是臘月，我們也會用各種字來代替「死」，而不直接說出這個字，我們太害怕這個字，它明明是真實的終結，但我們還是會用其他的字代替：去世、過世、西歸、仙遊、升天……都是美化「死」的字辭。
死亡是生命本質的孤獨，無法克服的宿命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過，人從出生那一刻起，就開始走向死亡。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說〈牆〉，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反應。他一直在探討死亡，死亡是這麼真實。莊子也談死亡，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凝視一個骷髏，最後他就枕著骷髏睡覺。睡著之後，骷髏就會對他說話，告訴他當年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。這是莊子迷人的地方，他會與死亡對話。
相反地，孔子好不容易有個特立獨行的學生，問他死亡是什麼？馬上就挨罵了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可是，怎麼可能不問死亡呢？死亡是生命裡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一個文化如果迴避了死亡，其實是蠻軟弱了。儒家文化固然有樂觀、積極、奮進的一面，但是我覺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傷，就是始終不敢正視死亡。
儒家談死亡非得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上，如「捨生取義」、「殺生成仁」，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義。所以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練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死亡，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這種機會？
小時候我總是認為，如果看到有人溺水，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，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，如果不幸溺死了，人們會為我立一個銅像，題上「捨生取義」。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最後變成一個很荒謬的教條。
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況下，對其感到不忍、悲憫而去救助，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，絕對是人性價值中最驚人的部分。但是，如果是為了要「成仁」而「殺生」，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。
就好比，如果我背上沒有「精忠報國」這四個字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報國了？
孤獨與倫理規範
忠、孝究竟是什麼？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，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範。文化的成熟，來自於多面向的觀察，而不是單向的論斷；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，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，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後，缺乏牽制和平衡，就會發生許多問題。檢視這些問題並非去否認問題，不能說「今日儒家文化已經式微了」，我們最底層的價值觀、倫理觀以及語言模式，在本質上都還是受儒家的影響，而這裡所說的「儒家」早已跳脫哲學的範疇，而是一種生活態度，就像我習慣在校園發現問題時，立刻以系主任的職權去維護學生，這也是「儒家」，為什麼我不讓它成為一個議題，公開討論？
在我們的社會中缺乏議題，包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個議題。
從法國回來後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，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，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，就必須開會，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後才能通過。這件事通常是由訓導單位決定，到會議上只是做最後的確認，不會有太大的爭議。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，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，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，在外租屋；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，說這個學生素行不良，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，學校就以此為罪狀，要學生退學。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後的因由，當下不願意簽字，當我提出看法時，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：「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，性觀念比較開放。」
聽了，我嚇一跳，我還沒來得及說明，就已經被判定了。
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，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，許多事情都變成了「想當然耳」，即使事後發現不是如此，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麼當初會「想當然耳」？
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，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，非得以檢察自身為起點。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，在西方，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，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，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。
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，學生要他逃走，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間，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，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民主的投票，他必須遵守這樣子的道德意識，接受這樣子的結局。這才是道德，非如今日社會中，從上至下，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，都在振振有辭地指著別人罵：不道德！
我相信，有一天，孤獨感會幫助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檢視道德意識，當其時道德情操才會萌芽。就像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，讓所有的人說他不孝，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，便把這件事寫在《世說新語》。他不是沒有道德，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。
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，就是作假，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，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，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。
對生命的懷疑
我出版過一些書，談了美學、談過詩，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，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。我相信，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，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，但已經在醞釀，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。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，去掩飾跳牆、記過的事件，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？
這就是我的選擇了。
我想，台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的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，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，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，因為我們認為對岸破壞了儒家傳統，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，事實上我們所背負的包袱比對岸更重。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，大陸在改革開放後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，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……好像，台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……
家庭、倫理的束縛之巨大，遠超於我們的想像。包括我自己，儘管說得冠冕堂皇，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，我又變回了小孩子，哪敢談什麼自我？談什麼情慾孤獨？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，講得我無地自容，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說：「這有什麼不能說的？」
其實，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，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，專門剪孩子的頭髮，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，這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叫做「愛」或是「關心」。因為這把剪刀，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。
在我們的文化中，以「愛」、「關心」或是「孝」之名，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，不允許相對的討論、懷疑——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，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。
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？我不敢說。我也不敢說殺生一定成仁，捨身一定取義，魯迅寫的秋瑾殺生、捨身之後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，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，她甚至救不了他。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、取義的觀念。
生命的意義
生命真的有意義嗎？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，但對存在主義而言，存在是一種狀態，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，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，除了你自己。所以存在主義說「存在先於本質」，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，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。
在七○年代，我上大學的時候，存在主義是台灣非常風行的哲學，不管是透過戲劇、透過文學。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《等待果陀》，兩個人坐在荒原上，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（中文譯為果陀，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，意指救世主）的人，等著等著，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。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，神不會來，救世主不會來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。我們當時看了，都感動得不得了。
從小到大，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，父母、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，包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，都必須傳遞這個訊息，我不能反問學生說：「如果生命沒有意義，值得活嗎？」但我相信，我如果這麼問，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，而是朋友，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。
如果你問我：「生命沒有意義，你還要活嗎？」我不敢回答。文學裡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，但是他活著；卡夫卡的《蛻變》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，反問我們：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，或是如魯迅〈狂人日記〉所說人就是昆蟲，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？我想，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，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義，當你開始尋找時，那個狀態才是意義。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「生下來就有意義」的想法，開始無止盡地尋找，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，都不是最終的答案，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陳凱歌的《黃土地》裡，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，像土一樣，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，他們努力地活著，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，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。然而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，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，那是非常恐怖的事。我相信，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。
如果嬰兒出世後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，就被注射一支針，結束了生命。那麼，他的生命有意義嗎？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（Albert Camus）有過同樣的疑惑，他在小說裡提出，如果嬰兒立刻死掉，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？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。
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，感到非常震撼，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，因為會很痛，你看到所有的報導都是那麼荒謬，是誰惡意為之的嗎？不是，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「荒謬」這個問題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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