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4月15日 星期三

電影宣傳曖昧失焦於閱讀生命之外的有限情愛,是哪種價值懷疑?
事實上的將心比心,需要現實上的真實體驗,假如你是漢娜,會怎麼選?
生存之道走於道德鋼索,搖晃之間,命運給于機會,得放手一搏 ....。


誰有資格審判漢娜?
《為愛朗讀》觀后 ~黃寶蓮
看《為愛朗讀》時,不免設想﹕如果自己是電影中的漢娜,在面對被誣告指控為簽字發落處置猶太人的罪魁禍首,與選擇承認自己是文盲的羞辱之間,將會做怎樣的決定?要坐牢還是要自尊?

如果我身在一個納粹當權的時代,或者,更近一點,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,自己將會有怎樣的命運?或者,再接近一點,二十年前天安門的八九六四時候,自己會不會在廣場上抗議絕食?坦克壓境的時候會不會視死如歸?

天安門事件後,許多人批評吾爾開希穿皮夾克、吃大餐;說柴玲要看到廣場上流出鮮血的時候,不免都要自問﹕如果我跟他們一樣年紀,處於相同的境地,是否會做相同的事?這裏無關是非對錯,而是,我們都缺乏身歷其境的真實體驗,也太容易從一個置高的角度去期待或批判他人的言行;我們也忘了人都有追求快樂的權力,不論是反革命份子還是張三李四。

假如我是電影中的漢娜,根據自己這樣一個害怕肉體折難,恐懼失去自由的心性,一定會立刻表明自己根本就是文盲,無法閱讀文件也無能簽署政令,那一點身為目不識丁的文盲的恥辱,完全無法比擬身陷牢獄的苦難。

電影中的漢娜很容易證明自己的清白,她只要親自寫出自己也許剛學會的名字,就能反駁別人對她的誣告,但是,她寧可選擇坐牢也不願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的事實;漢娜的自尊心、羞恥心遠遠超過她渴求自由的心,也許在她成長的背景、生活的環境中,自由本來是奢侈的,她也許從來也沒有享受過太多的自由,但人格自尊卻是她賴以存活的絕對必須。

相對於我的生活,從小放任無拘,自由自在,坐牢肯定遠比做一個自由的文盲更嚴厲、更悲慘、更恥辱,更難承受,更無法擔當。但是,我的生活無法與漢娜相提並論,我們的時代,女子被教育成三從四德,被栽培成溫室的花朵,生活的追求無非是讀好書,畢了業找一份穩定的工作,有本事的出國留學,最後找一個可靠的男人結婚,約略便是一個女子一生的流年。

我無法說漢娜是軟弱或堅強,她只是一個聽命於人的雇員,任人指揮受命,靠一份工過活,跟大多數的你我相同。不同的是她所處的是納粹當權的時代,德國是一個傾向理性而自律的民族,人們較習於權威與秩序,與日本民族類似的服從性格。

漢娜在被質詢是否簽字執行處置猶太人的時候,勇敢的反問法庭﹕一個人在那種處境下能做什麼?你會做什麼?法官無言以對。
生存,還有什麼比生存更基本而迫切?

漢娜沒有能力反抗制度,反抗權威,她也缺乏道德上的覺醒,我相信絕大多的我們即使有政治的敏感,道德的醒悟,在面臨現實存活的時候,大概也會跟電影中的漢娜一樣,做自己本分內該做的事,那恐怕就是納粹暴行何以發生,文化大革命何以進行的緣由;我們都是和漢娜一樣的普通人,無能阻止極端政治制度下的暴行。

只有極少數的人具有道德勇氣、擁有自覺能力與智慧、敢於拒絕服從、敢於挑戰權威、反抗集權,所有的異議份子、反革命份子、都不是你我一般尋常人!他們是意志力強悍、道德勇氣超凡的人。

漢娜也有她的無知,甚至是缺乏良知,例如在電影中﹕火警發生的時候,她沒打開教堂的門讓關押在教堂裏的猶太人逃生,是因為她認定看守囚犯是她的職責。

漢娜只是集權制度裏的一小顆螺絲釘,一顆身不由己的螺絲釘。
即使擁有良知與道德、智慧與勇氣,熱情和正義,政治的詭跼,一樣可以蒙蔽人性的清明;鈞特.葛拉斯年輕時候也陰錯陽差的加入禁衛軍,年長後認清納粹本質,卻也缺乏告白的勇氣,一直要到遲暮之年,才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坦白了過去。

電影中的男主角邁可,一樣不敢面對現實,即使身懷愧咎,也深愛漢娜,卻始終無法接受一個曾經為納粹工作的戀人;和漢娜一樣,他也隱藏著自己懦弱、自私的秘密,為了劃清他與納粹的界限,在法庭實習的機遇中,他寧可背著良知,放棄拯救漢娜,還原她清白的機會。

我們無法追究漢娜的責任,也無能論斷邁可的對錯,極端的高壓政治,足以曲扭一個正常人的心智;沒有單獨的個人應該承受歷史與錯誤政治的責任與懲罰。但歷史上有太多政治的受害者,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都有數不清的漢娜與邁可;那就是所謂的悲劇,也是人類的命運。
我們都不妨自問﹕ 誰有資格審判漢娜?


文章出處http://blog.chinatimes.com/paolien/archive/2009/03/05/38187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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